江南·体育(中国)官方网站-JN SPORTS曹县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曹县地大物博、人杰地灵，自古就有许多圣贤在此建功立业，涌现出许多传统文学名篇，如晚清翰林徐继端组建了曹南诗社，编写了《曹南文献录》享誉九州。由县关工委副主任刘颂军引领，组织“五老”代表王雨魁、邓文剑等创作了许多红色诗词，经常在朗诵会上予以诵读。在一次朗诵会上，县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赵占荣牵头书法家们从几十种中国精神中以题板的形式，书写了《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在舞台上展现，并现场进行解说，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山东省政府网、凤凰网、大众网及电视台进行了专门报道，并被推荐到中国关工委，由他们及中央电视台陆续向全国推发，省关工委《关爱》杂志也予以报道。网上热评如潮，受到了有关人士及广大网友的热捧。

　　本文作者中国劳动保障报特约记者林云，曾在曹县人民武装部主编曹县军事史，现将有关曹县现代军事名人及部分战争史料供献给大家，以达宣传党史，教育后人之目的。曹县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下面记者把曹县党史军史上的名人介绍给大家:

　　1908年12月出生于曹县韩集镇刘岗村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父亲刘彩云是一位颇受尊敬的乡塾教师，母亲是位勤劳朴实、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在良好的家教和淳朴的家风熏陶之下，刘齐滨自小努力刻苦、忠孝正直。

　　他先后考入省立六中、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齐滨参加了北大学生团，奔赴南京请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一次中被军警用枪托砸伤了左胸。升入大三后，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休学回家养病。

　　刘齐滨是当时曹县西北唯一的大学生,加上他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在当地很有威望。各方势力争相拉拢,想利用他的名气壮大力量。怀着为人民造福的美好愿望,刘齐滨进入曹县政府。但不久后他发现，纵然国难当头,政府各级官吏仍是沆瀣一气,成风，刘齐滨毅然决然辞去职务。

　　三尺讲台传播道理。残酷的现实让刘齐滨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团结一致干，才能彻底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1933年，他在家乡刘岗开办了鲁西南第一所农民夜校。夜校的教材是刘齐滨自己编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教学员们读书识字，给他们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教育大家敢于，勇于斗争。

　　1934年春，刘齐滨被友人介绍到菏泽六中代课，年底又受聘到曹县黄岗集县立小学教高级语文。他善于把国际、国内历史上和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加以具体剖析，提高学生们观察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得有声有色，幽默风趣，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这些学生相继参加，充分发挥了火种的作用，成为我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基层骨干。

　　抗日会长家是“加油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曹县县委正式成立，党派袁复荣、王石钧等到曹县西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刘齐滨与党取得联系，组织夜校学生在刘岗周围村镇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抗日。1938年8月，刘齐滨在王健民和王石钧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党。不久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正式成立，刘齐滨被选举为总会长。抗日救国总会的会员很快发展到7万余名，遍布曹县、菏泽、定陶、东明、考城等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为后来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曹县城，曹县县委转移到曹西北活动。上级党组织派出一批干部到该地区工作。这些工作人员以刘齐滨家为集散基地,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刘齐滨家成了党组织和抗日干部的联络中心，杨得志、戴晓东等许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大家一起开会、吃住,研究曹县抗日的前途命运。工作人员来了一拨又一拨,刘齐滨和妻子倪巧云每次都管吃管住,热情接待。

　　20世纪八十年代，王健民回曹县探望倪巧云江南JN体育登录入口，说起当年的事，倪巧云每次把好面好米送到堂屋让大家吃，自己却总待在厨房，王健民一次去厨房，倪巧云连忙把手中吃的东起来，夺过来一看，原来她是自己在吃野菜饼子。家中的粮食吃光了，刘齐滨卖掉祖上、父辈留下来的树木和家中仅有的几亩土地。后来当地势力为示警告,放火焚烧了他的祖屋。刘齐滨听说后却淡然地说:“房子烧了,我再没有牵挂了，可以一心干了。”在红三村战斗过的将士都把刘齐滨的家称作是“主义的饭店，上的加油站”。

　　人民专员誓做人民长工。1940年7月，曹县抗日政府成立，刘齐滨被选为县长。他带领政府成员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各区、乡政府。同时，他还亲自带领群众，在短短的3个月内，破坏了敌人控制的公路400多公里，为开展平原游击战、反击日军“扫荡”创造条件。

　　1941年5月，刘齐滨任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第一专员。在专署成立大会上，刘齐滨发出肺腑之言：“对敌人，我有无限的仇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我当专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好比给人民当长工。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我是一个党员，一定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地做好工作。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失职、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将我罢免。”他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刘齐滨说得慷慨激昂，做得更是不打折扣。专署成立后,刘齐滨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为了解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真实情况,他经常徒步走访,和根据地百姓拉扯家常。边区政权建设工作进行得很快，到1942年初，县级政权发展到11个，区、乡政权和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

　　积劳成疾献身事业。险恶的环境，艰辛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刘齐滨长期病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1942年初，因肺病严重发作，他不得不服从组织上决定，离职休息治疗。但他无时不在关心和考虑着党的工作。同志们去看望他，他总是先询问人民的生活怎样，根据地建设的情况如何，是否又打了胜仗。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同志们劝慰他，他笑着说：“我为党工作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了，更需要抓紧啊!”他忍着重病的折磨，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内草拟了《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抗灾度荒的意见》《关于拥护边钞、打击伪钞、统一货币的宣传提纲》《关于精兵简政整顿机关的建议》等10多个文件，及关于以后工作的十八条意见，真正做到了“一心为，日夜不停闲”。

　　专署拨给他家300斤小麦，用作滋补身体。他知道后，坚决不收，还把粮秣科长叫到跟前说：“现在斗争这样艰苦，军队给养不足，我躺在床上，一不打仗，二不工作，怎么还享受照顾呢?”硬是把小麦退了回去。

　　1942年4月15日，昏迷两天的刘齐滨突然十分清醒，他意识到自己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忍受着痛苦，向组织和同志们嘱咐后事：“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干粮，烧锅开水就行了。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他们自食其力。请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做好工作，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在他身旁的公署领导、战友、妻儿连连点着头，泣不成声。没多久，刘齐滨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终年34岁。

　　家风传承不改初心。刘齐滨去世后，他的声望在当地群众中仍然很有影响。日伪军忌惮于此，要将刘齐滨家人赶尽杀绝。为了躲避搜查，倪巧云带着两个儿子刘振堂、刘昇堂一直过着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日子。一天，倪巧云抱一个牵一个带两个孩子悄悄回村，与几名“二狗子”遭遇。他们狠狠地说：上次让你娘仨侥幸逃脱，今天就让你们见阎王。他们说着连推带拉把三人带到一个已经挖好的土坑旁，一脚将大儿子刘振堂踹进坑里，倪巧云抱着小儿子刘昇堂坚决不到坑里去。僵持间，突然枪声响起，“二狗子”们落荒而逃。原来是鲁西南专署军事部长宋励华闻讯骑马持枪赶来，倪巧云三人幸免于难。

　　长期艰苦的生活，复杂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倪巧云乐观宽和的性格，也坚定了她恪守初心、为民奉献的信念。在解放后的生活困难时期，尽管家里粮食很短缺，在面对来自组织关心时，倪巧云仍然说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好着呢。她常说，刘齐滨把一生都献给了，吃点苦算什么，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尽力为党工作，不给组织添麻烦。倪巧云生前连续当选省政协委员。她心系家乡，尤其关心教育问题。在她的四处奔走下，上级在刘岗村建立了曹县二中，解决了附近几个村庄孩子们的上学难题。

　　刘齐滨的后人都相继参加。刘振堂生于1935年，解放初去了北京，从一名儿童团团员成长为一名干部。刘昇堂生于194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一生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孙子辈在教育、银行、司法等部门均事业有成。刘凡说，老一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融入中华儿女血脉的红色基因，作为一名党员，把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去，首先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王石钧自幼失去双亲，靠亲友的资助读完小学，1927年考入曹县职业学校蚕桑科，1931年7月考入济南高中。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地下党员姚第鸿、孙善帅等，在他们的引导下，阅读了《党宣言》等大量书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起来、，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国土。山东学生组织了南下团，王石钧和同学们冲破当局的无理阻挠抵达南京，，呼吁抗战。当局恼羞成怒，进行残酷，王石钧和同学们被军警武装押回济南。

　　这场运动让王石钧进一步看清了政府对外投降、对内的面目。他向姚第鸿倾吐了向往的愿望。鉴于他在南京斗争中勇敢坚定的表现，党组织吸纳他为中员。不久，王石钧被派往上海党中央受训。

　　1932年冬，济南为了阻止，准备实行会考制度。所谓会考制度，就是要求各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除参加学校自行考试外，还要参加全省统一会考，会考不合格者，不准毕业，企图使学生全力应付考试，无暇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学生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起来。

　　党员孙善帅、王石钧、马芸祥等同志是济南高中反会考斗争的领导者。他们广泛团结大批积极分子和进步同学，和学校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明确提出，会考是压制学生的紧箍咒，学生要爱国救亡，就不能死读书，当局应停止会考。

　　由于当局坚持会考，党组织就领导同学们举行。学校慌了手脚，一面找学生代表进行协商，一面贴出布告，勒令学生复课。

　　反会考斗争后，王石钧到泰安任共青团县委。泰安地区党的力量很单薄，环境复杂，工作很艰苦。王石钧积极克服困难，秘密开展活动。他深入工厂、学校，广泛接触工人、学生，介绍进步书刊，传播思想，努力发展团的组织。

　　1933年春，山东省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王石钧为逃避敌人追捕，辗转回到家乡曹县，并于1934年初考入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次年毕业后到定陶县田集乡农学校任军事主任。

　　他组织进步教师与校长作斗争，从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离开农学校，去曹县西北小李寨小学任教。后来，经刘齐滨介绍，他又到桃源乡农学校当雇员，并秘密从事工作。他同党员于子元、程力夫和李子芳一起，组织农民互助会，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建立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打下了群众基础。

　　1937年11月，王石钧被任命为曹县三区区委，领导建立了三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刘岗村党支部。他动员18名青年到聊城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教导队学习军事知识，为抗战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1938年5月，他帮助郭心斋建立了义合乡自卫队，郭心斋任队长，曹子端任副队长，这是曹县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9年2月，杨得志、崔田民率部挺进曹西北一带。3月，冀鲁豫支队成立，曹县地方武装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王石钧先后担任处主任、委员。

　　这支部队是一些地方武装汇集而成的，战士思想状况复杂。为提高部队的思想素质，王石钧费尽了心血。他深入到战士中间，利用拉家常的方式，帮助他们认清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问题，教育战士严格遵守“三律八项注意”。

　　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为战士们做出了表率；在生活上，他坚持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因而深受全队战士的爱戴和拥护。

　　一个寒冬的夜晚，王石钧率领部队顶风冒雪到达了宿营地。他考虑到战士们长途行军，非常劳累，在布置好岗哨后，就让大家尽快休息，自己则在昏黄的油灯下工作起来。

　　半夜时分，寒风呼啸，窗外积雪盈尺，王石钧写着写着，手中的笔不下水了，仔细一看，才知道笔尖上全是冰屑，墨水瓶里也结成了一块冰。他想找些碎柴点着火，刚走到草铺边，看见有位战士蜷缩着身子，冻得直打颤，他赶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他盖上。随后，又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轻轻地盖在战士们身上，而自己生了把火，把墨水和笔上的冰烤化了，又坐下来继续办公。

　　天亮了，大家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王石钧还在工作，再看看盖在身上的大衣和棉被，又激动、又难过，纷纷向他提意见，他摇摇手说：“别说这些了，赶快准备出发吧！”

　　王石钧为了部队的成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次战斗中，一些战士负了伤，急需医药，可部队的资金非常紧张，无钱购买，而通往后方的交通线又被日伪军封锁。

　　王石钧想起了家中还有一头小黄牛，就立即赶回家中，对妻子说：“你不是想修补咱这露天的房子吗？”妻子高兴地接上话茬：“可盼出你这句话来了。只是哪来的钱呢？”王石钧说：“先把咱们的小黄牛卖掉。”妻子点点头，同意了。

　　孙继先，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1932年8月，任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连长，之后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8年1月任一二九师挺进队队长，3月改为津浦支队，担任津浦支队支队长，后来担任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常生口、黄底崖等战斗。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9路向一一五师驻地泰西陆房合围“扫荡”。1940年8月起，孙调任第二旅旅长，教导第一旅旅长，率部挺进鲁南，在沂蒙山区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合围”、“扫荡”。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梁锡福，1903年出生于山东曹县，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方面军第11路军司令在东北抗日斗争的烈火中，有一支活跃在辽宁省新宾县和辽宁省柳河县(今属吉林省）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大刀会”。他们手执大刀、长矛，无所畏惧地同日伪军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一九三六年二月，梁锡福在新宾县夹河北附近活动时，被大批日伪军包围，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这个使日伪军闻之胆寒的抗日勇士，终于献身于抗日沙场，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王道平，1886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王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1年，由资产阶级孙中山领导的辛亥爆发了。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中，王道平大为振奋，为报效国家，剪掉辫子，毅然从戎，后升任团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华人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道平发誓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曾对挚友说：“我是炎黄子孙，堂堂五尺男子汉，决不能眼看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土，杀我同胞。我们要高举战旗，发展武装，来个刀对刀，枪对枪，誓把日本鬼子赶出鲁西南，赶出中国去!”

　　1939年6月22日，日军驻曹县司令间野，率300余日军，寻找八路军作战。战斗打响了!在王道平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浴血拼搏。日寇被杀得屁滚尿流，丢盔弃甲。战斗胜利结束，毙敌200余，缴获山炮一门和部分弹药。1944年3月14日，王道平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8岁。

　　袁复荣，1909年出生，山东省曹县郑庄乡袁石庄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党。历任共青团济南市委委员、济南读书会负责人、曹县特支宣传委员、曹县工委和曹县县委宣传部长、曹县县委、鲁西南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豫边区鲁西南专属专员等职。1932年3月，他在济南被山东省政府以煽动、宣传的罪名逮捕入狱。1936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袁复荣出狱后，回到家乡曹县继续坚持斗争，以在县城西关小学教书作掩护，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洪流之中。

　　1936年夏，袁复荣在曹县东奔西走，以走亲访友的形式宣传发动，终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曹县地方组织，发展队员10多人。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平津后，沿京沪铁路长驱直入，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岌岌可危。这时，曹县工委成立，袁复荣担任工委宣传部长。在曹县工委的领导下，曹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曹县组织成立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曹县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共同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民抗战胜利做出贡献。

　　不久，日军占领济南，省、县地方政府大小官员越过陇海路纷纷南逃，山东各地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时，曹县地方爱国人士组建了临时武装——曹县抗敌自卫团常备队，并成立了政训处，袁复荣担任政训员。1938年3月，曹县青年救国会成立。1938年4月底，曹县各界在台儿庄战役祝捷大会上，青救会有组织地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青救会员又列队在大街上，大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引得许多青年都自发地参加了队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地处曹县、考城、东明、菏泽、定陶5县的边界地区，是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与此同时，党员于子元、王石钧、刘齐滨、程力夫、郭心斋、李子芳等一直在这里从事活动，群众反抗压迫的意识较强。1938年夏天，曹县县委决定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由沈建华、王健民、曾鸣等留在城内，进入曹县动员委员会当干事，继续开展对上层人士的工作；另一路由袁复荣带领深入曹西北农村，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1938年10月，曹县县城沦陷，原来留在城里工作的同志都撤到了曹西北的农村。1939年1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两个主力团来到曹县西北地区。这时，曹县县委对曹县县长王贯一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效。王贯一因对顽固派李文斋 （中央委员、山东省党部）、李子仪（李文斋的弟弟）不满而被赶出曹东南地区。随后，他找袁复荣给他“搭桥”，请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予以支援，尔后双方互相配合，一举消灭了李文斋、李子仪的抗敌自卫军，曹县东南地区重新回到了王贯一手中，我党在这里的工作局面也随之打开。

　　1939年春，曹县县委的工作扩展到曹东南后，袁复荣把工作着重点也立即转移到这一带。首先，他抓紧做好对上层的工作，连续多次召开了全县文化教育界和地方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同时，他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各地青年救国会，广泛对农民群众进行发动。袁复荣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帮助杨得志、崔浩田部由原来的两个游击大队发展到五个主力团，兵力超过1万人。在袁复荣的积极努力下，曹县县委也相继建立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青年挺进队，曹西北老区日臻巩固，曹东南新区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全县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9年7月1日,鲁西南地委在刘岗建立，袁复荣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这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者集结大量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大“扫荡”，顽固势力积极推行 “防共、限共、溶共、”政策，蓄意制造事端与摩擦，地方匪乱也接连不断。袁复荣积极协助地委戴晓东，组织带领群众，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还平息了会道门的叛乱，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

　　1940年8月，孙秉贤部、胡金泉部、王子魁部等6路顽军得知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鲁西南地区之后，就从四面八方以9000余人的兵力对以安陵集为中心的根据地大举进攻，妄图蚕食、消灭这一根据地。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只剩下刘岗、曹楼、伊庄三个村子和周围三四华里的狭小地带。为保障根据地的安全，在地委带领下，三个村子各自组成了守寨指挥部，地委戴晓东和宣传部长袁复荣率领地委机关大部分驻守伊庄，负责指挥全局。

　　敌人装备精良，兵力众多，而我们的队伍总共不足300人，且装备极差，弹药缺乏。戴晓东、袁复荣仔细分析敌我情况，研究确定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地委决定对敌人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同时广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反顽斗争。当时，“三村”人人皆兵，青壮年男子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姊妹团、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身体稍好的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大家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战斗队行动军事化，集中住宿，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众志成城的军民，誓与“三村”共存亡。

　　为解“三村”之围，冀鲁豫军政党委派新三旅两个团赶赴鲁西南。王子魁得知八路军主力开来，率部仓惶逃窜，其他各路顽军也望风而逃。至此，长达5个月的“三村”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在给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1941年夏，鲁西南军分区和抗日专员公署先后成立，菏泽、东明、考城、定陶等县的抗日政权也都相继建立起来，各级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其所属的各级群众团体、各级武委会和民兵自卫队也建立了起来。1941年秋后，袁复荣调到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1942年5月，袁复荣又被调回鲁西南地区，担任专署专员，他在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和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倾尽全力，工作很有成效。

　　1943年9月21日，日伪军1万多人从济宁、徐州、新乡等地出动，分10路对湖西、鲁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袁复荣和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率部在曹县南部黄河故道一线，开展反“扫荡”斗争。9月28日，部队转移到王厂村，突遭日、伪军合围。袁复荣和朱程率民众一团、骑兵连指战员，从上午奋战到黄昏，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打光了，他们脱去上衣，赤臂挥舞大刀和敌人拼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多次突围均未成功。袁复荣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34岁。

　　1936年夏，袁复荣在曹县东奔西走，以走亲访友的形式宣传发动，终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曹县地方组织，发展队员10多人。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平津后，沿京沪铁路长驱直入，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岌岌可危。这时，曹县工委成立，袁复荣担任工委宣传部长。在曹县工委的领导下，曹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曹县组织成立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曹县各界抗日救亡协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联合各界爱国人士，不分阶层、党派、信仰，共同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民抗战胜利做出贡献。不久，以王石村为代表的县党部顽固派找到袁复荣等人，以金钱为诱饵千方百计要求协会接受县党部的领导。袁复荣不为所动，严正指出：你们愿意当奴也就算了，怎么能不让群众起来抗日？任何人想要阻挠抗日救亡活动，都是得不到好下场的！袁复荣立场坚定，争取到与会广大群众的支持，弄得顽固派尴尬不堪。

　　不久，日军占领济南，省、县地方政府大小官员越过陇海路纷纷南逃，山东各地一时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时，曹县地方爱国人士组建了临时武装——曹县抗敌自卫团常备队，并成立了政训处，袁复荣担任政训员。任职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做好对上层知名人士的工作，扩大抗日力量；另一方面，组织一些人员分头到各区、乡，广泛动员青年知识分子，筹建曹县青年救国会，取代已比较松散的各界救亡协会，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1938年3月，曹县青年救国会成立。在当地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个青年组织表现活跃，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1938年4月底，曹县各界在台儿庄战役祝捷大会上，青救会有组织地参加了这次大会。全体会员300余人列队入场，场面极为壮观。会后，青救会员又列队在大街上，大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引得许多青年都自发地参加了队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地处曹县、考城、东明、菏泽、定陶5县的边界地区，是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与此同时，党员于子元、王石钧、刘齐滨、程力夫、郭心斋、李子芳等一直在这里从事活动，群众反抗压迫的意识较强。1938年夏天，曹县县委决定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由沈建华、王健民、曾鸣等留在城内，进入曹县动员委员会当干事，继续开展对上层人士的工作；另一路由袁复荣带领深入曹西北农村，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袁复荣带领一些同志深入到曹县西集、刘岗、郭小湖、安陵集一带，建立农村基层支部，发展农村党员，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到农村后，他们先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组织成立了农民互助会，使反抗地主、豪绅压迫的战斗更富组织性。后来，他们又以县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组织农民救国会，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袁复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很快便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家有话同他谈，有什么要求也愿同他讲。他走到哪里，就和群众一块吃住在哪里。因他排行老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袁二哥”。袁复荣等还在有条件的村子里开办训练班和夜校，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

　　1939年1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两个主力团来到曹县西北地区。这时，曹县县委对曹县县长王贯一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效。王贯一因对顽固派李文斋（中央委员、山东省党部）、李子仪（李文斋的弟弟）不满而被赶出曹东南地区。随后，他找袁复荣给他“搭桥”，请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予以支援，尔后双方互相配合，一举消灭了李文斋、李子仪的抗敌自卫军，曹县东南地区重新回到了王贯一手中，我党在这里的工作局面也随之打开。

　　1939年春，曹县县委的工作扩展到曹东南后，袁复荣把工作着重点也立即转移到这一带。首先，他抓紧做好对上层的工作，连续多次召开了全县文化教育界和地方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同时，他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各地青年救国会，广泛对农民群众进行发动。袁复荣以县动委会的名义，在青堌集第四高级小学主持开办了青年训练班，组织招收了全县近百人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训练。袁复荣亲自授课，细致耐心地帮助大家学习，对重要问题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弄清学懂为止。经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大多数学员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为做好群众工作增添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袁复荣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帮助杨得志、崔浩田部由原来的两个游击大队发展到五个主力团，兵力超过1万人。

　　在袁复荣的积极努力下，曹县县委也相继建立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青年挺进队，曹西北老区日臻巩固，曹东南新区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全县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9年7月1日,鲁西南地委在刘岗建立，袁复荣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这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者集结大量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大“扫荡”，顽固势力积极推行“防共、限共、溶共、”政策，蓄意制造事端与摩擦，地方匪乱也接连不断。袁复荣积极协助地委戴晓东，组织带领群众，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还平息了会道门的叛乱，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

　　1940年8月，孙秉贤部、胡金泉部、王子魁部等6路顽军得知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鲁西南地区之后，就从四面八方以9000余人的兵力对以安陵集为中心的根据地大举进攻，妄图蚕食、消灭这一根据地。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只剩下刘岗、曹楼、伊庄三个村子和周围三四华里的狭小地带。为保障根据地的安全，在地委带领下，三个村子各自组成了守寨指挥部，地委戴晓东和宣传部长袁复荣率领地委机关大部分驻守伊庄，负责指挥全局。

　　敌人装备精良，兵力众多，而我们的队伍总共不足300人，且装备极差，弹药缺乏。戴晓东、袁复荣仔细分析敌我情况，研究确定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地委决定对敌人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同时广泛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反顽斗争。当时，“三村”人人皆兵，青壮年男子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姊妹团、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身体稍好的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大家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战斗队行动军事化，集中住宿，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众志成城的军民，誓与“三村”共存亡。

　　为解“三村”之围，冀鲁豫军政党委派新三旅两个团赶赴鲁西南。王子魁得知八路军主力开来，率部仓惶逃窜，其他各路顽军也望风而逃。至此，长达5个月的“三村”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在给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江南JN体育登录入口，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1941年夏，鲁西南军分区和抗日专员公署先后成立，菏泽、东明、考城、定陶等县的抗日政权也都相继建立起来，各级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其所属的各级群众团体、各级武委会和民兵自卫队也建立了起来。1941年秋后，袁复荣调到冀鲁豫边区文联工作。1942年5月，袁复荣又被调回鲁西南地区，担任专署专员，他在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和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倾尽全力，工作很有成效。

　　后世纪念。为纪念他们的业绩，1945年9月，在曹县东南青堌集设立复程县（采用他和朱程名字中的各一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鲁西南人民曾利用地道进行了不少的武装斗争，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很早以前，鲁西南人民就有了利用地道藏身的思想并付诸了实践。近日，笔者到成武县党集乡辛集村和曹县楼庄塔湾抗日地道遗址进行采访时，经群众指点，又发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党领导群众挖掘的地道，从而了解了一段解放战争时期地道英雄的故事。

　　避“扫荡” 地道兴起。1941年秋，华北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日伪军“扫荡”日益残酷。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开始挖掘和利用地道对日伪军进行斗争。据辛集村老党员胡新法介绍，当年起初挖地道只是各村群众为了躲避敌人扫荡的无奈之举。开始没有地道的时候，敌人来了，乡亲们就跑到村外的坟地、洼地里或庄稼地里躲起来，后来，敌人扫荡频繁了，单靠跑出村躲起来已经不是办法了，就在村外的洼地里挖土坑，顶上盖一些草，敌人不靠近是看不到的。有时需要躲避时间很长，觉得土坑也不安全，就向下深挖，上面盖上木板，这要比那种小坑更舒服点，也更安全一点。可敌人在村子里找不到人，就到村外去搜，经常是“拉大网”搜索，村外呆不下去了。人们就回到村里，在村里挖地洞藏身，当然这是死洞，然而却是地道形成的起点。死洞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敌人找到，便是无路可逃。

　　辛集村老党员刘辛文说，当时成武县共有五个区，辛集村地处第二区，区委号召大家挖地道，群众都很积极，他也参加了挖地道的行动，因为当时由于日本进攻，蒋介石的退却，社会陷入混乱，日、伪、顽、杂、匪到处派粮、派款，时称“五鬼闹巨南”。群众都被祸害怕了，因此，都积极响应号召挖地道，但是，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参与，也并不是所有村民都知道地道的情况，只有村里的积极分子和组织相信的贫农才能参与。刘辛文老人说，挖地道和挖地窖不同，挖地道要首先挖一个深一两米，长宽一米左右的坑道，然后，下去人用工具按预定好的方向开挖。为防止挖偏，每隔十米左右挖一个坑道，然后，两班人相对挖掘，挖通后，再用秫秸木棍将坑道棚上，上面再盖上土。当时也没有先进的工具，就用日常砍玉米秸的镢头挖，这种工具把只有一尺多长，最适合挖地道。老人介绍，鲁西南的土质和冀中平原的土不一样，都是沙土和淤土，支持度不好，容易塌方，另外，地下水位也比现在高，这样就注定了地道不能挖太深，但是，群众有的是办法，挖地道时把地道深度设定在离地面一米至两米之间，把地道顶部设计成尖顶或圆顶，增加地道进深中的弯道数量，十几米就有一个拐弯，并留好气眼，这样就增加了土的承重力，同时，事先看好地形，尽量不朝洼地处施工，挖出的土在夜间秘密铺到庄稼地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密，防止村里的坏分子发觉和告密。当时，村里有个叫胡增贤（1992年去世）的积极分子是挖地道的高手，他一天用镢头可以掘进几十米。这些开挖的地道在对付敌人扫荡时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县志记载，1942年7月中旬，成武县委在常胜区的申楼村（今成武县大田集镇申楼村）正式建立，卢盛亮（解放后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院长）任县委。有了县委的领导，根据地的村庄民兵组织也都建立起来了，8月，驻扎在成武县城里的伪军一部出动，到根据地的杨道堌村（今成武县大田集镇杨道堌村）一带抢粮，不知深浅的伪军在进入村后，被民兵击毙击伤多名，后民兵进入地道，又利用地道打死十多名伪军，大灭了日伪军的威风和士气。

　　由于地质的原因，鲁西南平原上的地道注定不能像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那样能够挖上中下三层或多层，而且由于解放前鲁西南屡遭战乱，人口稀少，村庄布局和住户散乱，这样就大大限制了地道的作战作用，再加上当时敌强我弱，各方力量鱼龙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些村庄还始终处于拉锯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和力量又十分薄弱，如果在种种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采取地道战法，就有可能被力量强大的敌人困在地下，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人们都只是把地道当做了应急时的一种防御和躲藏措施来利用，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随便进入地道的。

　　1946年10月份，成武县第三区的七名我党区委工作组成员在第三区驻地苟村集 （今成武县苟村集镇驻地）开展工作时，突遭地主“还乡团”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们撤到了位于村大街隅首西北的一处地道内，然而，这处地道是死口地道，没有其他出口，更为不幸的是，村内隐藏的坏分子向敌人告了密，地道被敌人发现，凶残的敌人把辣椒裹在破棉絮里熰烟向地道里熏，最后，工作组成员壮烈牺牲，1948年，三区区委和当地人民在烈士牺牲地树立了一座高三米的“烈士纪念碑”，并铭刻了“悼李伯阳诸烈士”的碑文（该碑1969年移入县烈士陵园）。

　　巧用地道 开展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地道能打能藏的斗争方式开始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47年4月，冀鲁豫区张玺到成武检查工作，介绍了五分区（今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一带）挖地道的经验，并号召开展地道战。县委派宣传部部长康文惠去五分区学习，回来后，县委在群众基础好、抗战堡垒村、有“小延安”之称的党集乡辛集村召开了由各区区委参加的挖地道现场会，并由有关人员作了介绍，会后，各区都挖了地道，开展地道战。自此，辛集村加快了挖地道的步伐。据刘辛文老人介绍，该村先后贯通了村内南北长二百多米、东西长四百多米的地道，并在积极可靠的贫农家里设了四五个地道口，之所以没有设过多的地道口，是为了防备不相关的人员进入地道以及保密的需要，同时，把地道也进行了改进，把地道高度增加到1.5米左右，使一般的能弯腰小跑，有些地道在某一地段还挖掘了藏身洞，用于储藏粮食、武器等物资，也可用于人员进行秘密开会，并把地道向周围的村延伸，先后贯通到了正北一华里外的徐楼、西北两华里外的侯庄、及四华里外的朱庙王庄，村和村之间的地道挖通了，村里和野外也连通了，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据朱庙王庄村80岁的老民兵王善刚说，当年区委发出号召挖地道，俺村群众都很积极，每家每户都出工，一人分四五米的任务，县委宣传部长张亚民（又名张秀润，江苏省沛县张路口村人）、党化区区长朱广斌（江苏省沛县人）亲自到村指导，他们都是大高个，朱广斌左嘴角有个指甲盖大的黑痣，特别是张亚民，口才好，讲起话来鼓动性很强。在上级的领导下，村里的地道挖了有四百多米长，留了八个地道口，并与东南方的侯楼、徐楼进行了联通，同时，在野外的废砖窑和田地里也留了两个出口，初步形成了防御和躲藏能力。完善的地道网在随后就发挥了作用。辛集村的刘辛文老人说，1947年秋天，地方部队和“还乡团”到辛集村扫荡，包围了辛集村，正在村里的区干部刘钦章、胡庆俭和前来开展工作的几名县委干部来不及转移，就进了地道。由于事发突然，区干部刘钦章没来得及进地道，他急中生智，牵了一名积极分子家的牲口扮做卖牲口的突出了包围，没有一个人被捕。气急败坏的敌人没抓到人，就对群众大发淫威，他们抓来了60多岁的老人刘建元，对他施行了老虎凳等刑罚，并用香头烧背，要他说出党干部的去向，但老人宁死不说，敌人又抓来村民刘建全，审问他党的枪藏在哪里，并用扁担打，竹扁担打折了，刘建全也没开口，敌人没法，四处搜查，只找到了一个地道口，但是又没胆量下去，就用辣椒和烂棉絮在地道口熰烟，并逼迫村民用土埋上地道口，但这都是徒劳，敌人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撤退了。另据侯庄村51岁的村干部侯勤山介绍说，他们村的地道不但和辛集相通，而且和东面的徐楼、西北的朱庙王庄也相通，解放前成武县委就曾常驻他们村，并在村民侯路河家办公，因为他家是四合院，并且墙高墙厚，院子四个角还都有土楼，便于瞭望和防御，县委便在这里挖了地道口，八十年代初尚能下去人，地道里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床、一囤粮食和十几枚在竹篮里的手榴弹。当年县委的主要领导和县委宣传部长张亚民、民教科长朱广斌等就常驻村里，利用地道开展了不少工作，也利用地道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但是，不幸还是降临了。

　　与敌周旋血染地道。1948年5月24日，由于新五军的疯狂扫荡，当日夜间，在成武与单县交界地方开展工作的张亚民、民教科长朱广斌、财政科长刘生、三区副区长史忠豪等20多人和单县黄寺区的干部共计40余人撤退进入了位于成武县苟村集镇和单县李新庄镇交界地方的王庙村中的地道，因 “扒子”（当地群众称隐藏的坏分子为“扒子”）告密，顽匪祝宝玉勾结新五军七十四师一个连和还乡团于25日清晨围堵了王庙地道。由于有坏分子指引，敌人逼迫老百姓扒开了洞口，先是用柴草、棉絮、辣椒熰烟熏烤，浓烟顺着地道的气眼向外冒，敌人又根据气眼将地道分段挖截，并向地道里投手榴弹和灌水，破坏了地道。据朱庙王庄的老民兵王善刚说，后来，幸存者侯桂元（党集乡侯庄村人，1999年去世）曾向他讲过当年地道里的惨烈情景，辣椒和棉絮熰的烟熏得地道里的人头昏脑胀，涕泪俱下。张亚民带领大家用土和衣物堵塞，这里塌了就转移到那里，敌人进洞三次均被消灭。张亚民、朱广斌及其他同志决定分四路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获成功。敌人扒开了60余处洞口，并用手榴弹炸、机枪扫射，地道里的大部人员壮烈牺牲。最后，张亚民在突围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让同是区委干部的亲弟弟张秀成开枪打死自己，意即宁死不当俘虏，但张秀成不忍心开枪，随后，张亚民举枪朝自己胸膛开枪，身亡，年仅29岁。

　　在地道突围中，33岁的民教科长朱广斌中弹牺牲，28岁的财政科长刘生不幸腿部负伤被俘，后被敌人在成武县城东关外的大台东北角活埋。天将黑时，敌人看到地道中没了动静，于是，强逼一名群众下到地道里查看情况，这时，幸存的侯桂元伏在地上用手拍了一下这名群众的脚面，这名群众随即回到地面，向敌人汇报说：“人全死完了！”敌人这才撤退。等敌人撤后，刘桂元、张秀成、刘景桥等幸存者才从地道里撤出，但刘景桥又于次日不幸被扫荡的敌人抓住，后被活埋。在这次地道战斗中，包括三区副区长史忠豪在内的20多名党政干部牺牲。王善刚老人说，王庙的地道是死口，也就是地道和别的村不相通，有紧急情况，人员转移不出去，如果是在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出现被敌人围困在地道里的情况。

　　随后，笔者在查找资料时，还找到了1948年我菏泽县公安局局长曹智民等18人，被敌人堵于定陶县力本屯村（城西南10公里，距马集正西四公里）地道内，火烧烟薰，全部牺牲的记载。这说明，地道战在当时的菏泽全境均有开展，只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未能像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那样，形成有效的作战能力，而只是发挥了它的掩护和隐蔽能力，以用于保存我有生力量。

　　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六纵、十一纵各一部为济南战役打援、阻援，在成武县击溃了整编第五军援济南的四十五旅二八六团，至此，正规部队在成武全境被肃清。随着我军大部队的到来，成武全境解放，在我党政权力量壮大的同时，菏泽的各县区陆续解放，而地道，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已经失去了使用意义，在之后的岁月中，逐渐被废弃、遗忘，只有那些和地道有关的英烈以及他们的英雄事迹被人们永久地保存在了记忆的深处，成为不朽的丰碑，成为了人们心中线，平原抗战传奇

　　刘岗村成为曹县乃至鲁西南的中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 年10月，日军侵占曹县城，曹县县委从县城迁至刘岗村。1939 年7 月，鲁西南地委在刘岗村成立。此后建立的曹县抗日政府、鲁西南专署、鲁西南军分区均在此办公。

　　刘岗与附近的曹楼、伊庄3个村庄相距两三里，成“品”字形排列。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南地委、曹县县委在这里领导广大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日伪军十分嫉恨，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3个村庄圈在一起，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从此，3 个村庄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红三村”。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红三村”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逐步成为曹县乃至整个鲁西南根据地的象征。

　　1940年8月4日，我主力部队奉命赴河北参加讨伐顽军石友三部的第二次战役。这时，根据地内仅剩下地委机关，独立团和曹县县委领导下的王道平游击大队，总兵力只有200余人。

　　不久，各路顽军得悉我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的消息，便从四面八方向我根据地压来。东南有曹县党部、伪保安团团长王子魁及所辖石福起、曹简亭（曹大个子）等部2000余人；东有定陶县顽杂王子杰部600余人；北有菏泽专员孙秉贤、菏泽县县长张子刚部2000余人；西有河南第九游击支队司令胡金泉（外号胡罗头）部1000余人，西南有河南考城保安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南有河南省民权县地头蛇，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盛泰部1000余人。6股日伪顽杂兵力达8000余人。

　　从此，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被50多公里的敌占区阻隔，联系中断。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鲁西南地委经过反复研究，认真分析，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部署设计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南至沙扈村、大寨、白茅，西至大谢寨、天爷庙王庄、桃源，北至王浩屯、金堤，东至马集、倪集。第二道防线，南至韩集、高庄，西至鹿寨、王韩寨、杨小湖，北至安陵集，东至大傅庄。第三道防线便是刘岗、曹楼、伊庄核心地带。

　　由于各部敌人的不断蚕食和进逼，形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防守第一道防线，地委派王法礼同志带一个游击小组和县委组织的部分民兵10多人驻守南面的沙扈村，谢东臣率一个游击小组驻守西边的大谢寨，由曹县农会组织的部分民兵守卫在东面的大傅庄。

　　9月的一天晚上，王子魁部突袭沙扈村，团团包围村庄。这时，王法礼果断命令：你们赶快突围！自己便和战士们冲向敌人，沙扈村干部带领群众突围而去。不久，王法礼和战士们的都打光，眼看着敌人已冲到面前，王法礼同志大喝一声“同志们，跟他们拼了！杀啊！”带头冲入敌群，和敌人展开肉搏。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王法礼等被俘。

　　敌人扒掉王法礼的上衣，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上，身下堆起柴草，接着野蛮地燃起熊熊大火，王法礼牺牲在烈火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鲁西南地委、曹县县委紧紧依靠群众，树立坚定信念，同仇敌忾。由于时局紧张，当时在领导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中存在着去和留的两种思想。戴晓东决定：坚守阵地，坚持斗争，决不放弃，誓与三村共存亡。

　　三村人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行动迅速，寨墙加高加厚，壕沟加深加宽，沟内通水，村内外都修筑战壕、掩体，并挖通地道，昼夜不息，轮流上岗。

　　为分化瓦解敌人，地委派出一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县区干部，打入敌人内部和敌后，秘密进行策反和工作。县委在郭小湖、曹楼等村庄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顽固派王子魁部是三村斗争的首恶，对三村的进犯和挑衅从未间断过。10月15日，王子魁派团长曹乃冉率部下1000余人于前来攻打曹楼。

　　敌人刚接近曹楼，便遭到守寨民兵的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正欲再次准备攻击，埋伏在左右两侧的刘岗、伊庄民兵从两边包抄过来。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县游击大队从刘岗方向赶来增援，一时四面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曹大个子逃回韩集。

　　地委得知后，立即做研究。足足等了一夜，仍无丝毫动静。突然听到曹楼方向传来狗叫声，继而枪声大作。原来，王子魁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改变以往的打法，又命其得力干将卢朗斋率数百人前来突袭，趁村民清晨去地里干活，守寨队员换岗之机，分东、北两路，同时对曹楼发起进攻。这次战斗，我们大获全胜，毙敌1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王子魁两次进攻三村，均遭惨败，但他贼心不死。12月，我军民为对付日本侵略军扫荡，进行活动性转移，王子魁以为有机可乘，又一次率部对我根据地进行夜袭。不料我军当夜返回，其前头部队刚接近曹楼村头，就遭到迎头痛击，再次灰溜溜地返回韩集。

　　我方侦察员探知王子魁企图联合菏泽专员孙秉贤部，欲分南北两路同时向我根据地进犯，立即向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做汇报。宋励华当机立断，带领分队火速赶往杨集，将分队战士和刘岗民兵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在杨集村四周，同时开枪射击，造成包围声势。王子魁、孙秉贤听到四面都响起枪声，各带人马分头逃跑。

　　1940年年底，“固守三村”的斗争已坚持3个多月，三村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各种困难接踵而来，粮食、药品、弹药极度匮乏。

　　1941年初，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部两万余人，由河北窜至定陶以东、成武以西的大陈楼一带驻扎，大有向我三村根据地进犯之势。地委戴晓东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前往。征得地委同意后，他带着警卫员杨芳江于当天夜里出发。地委其他领导具体分工，进一步发动群众，带领三村群众坚持斗争。

　　戴晓东和警卫员杨芳江连夜通过封锁线，到达东明第二地委设在五里墩的秘密联络点。几经周折，最后找到联络员罗登朝同志，通过罗登朝，又找到东明县委张治刚，由张治刚做向导，3人昼伏夜出，在内黄找到八路军驻地，见到冀鲁豫区张玺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

　　戴晓东向他们详细汇报鲁西南军民坚持三村斗争的情况，两位大加赞扬。为解三村之围，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由赵基梅政委率领新三旅两个团赶赴鲁西南。

　　来到黄河北岸，戴晓东和赵基梅商量，决定戴晓东先回根据地。当天夜里，戴晓东回到刘岗，赵基梅率领七、八两个团和旅部机关4000余人，跨过黄河，秘密直抵三村附近的祥符寨村、常岗庙、马庄一带。首先对驻守在韩集的王子魁部连夜发起攻击。王子魁抵挡不住，率残部突围逃至常乐集、常刘庄，被我主力部队再度包围。我军立即发动强攻，歼灭700余人，王子魁带领100余人拼死突围。围歼顽军石福起部200余人，石福起只身逃脱。接着又挥师北进，在张湾消灭申三瞎子所部500余人。随后乘胜南下，在常乐集歼灭顽军张盛泰部400余人，张残部立即南逃民权。所剩其他各部顽军，无不望风而逃。

　　至此，固守三村坚持128天的保卫战，以胜利宣告结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菏泽以南，定陶以西，民权、考城以北，东明以东，以曹县为中心的纵横50余公里。

　　冀鲁豫边区党委、冀鲁豫军区对鲁西南坚守三村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杨得志司令员在写给三村人民的亲笔嘉奖信中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主席看了冀鲁豫军区《鲁西南三个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对于以后坚守根据地更有把握了……”

　　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曹县韩集镇政府聘请刘岗村的刘宪忠、刘金玉两位老人为讲解员。在全市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这里更成为广大党员的“打卡点”，纷纷来此参观、凭吊，体悟“忠诚团结，敢于斗争，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红三村”精神。

　　“对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赓续他们的精神。唯有在新征程上奋力前行，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讲解员刘宪忠说。

　　鲁西南烈士陵园坐落在曹县西北部古遗址安陵固堆，1943年冬，冀鲁豫边区第十地委、专署，根据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的决定，为纪念“九二八”反“扫荡”作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动工兴建，第二年底落成。解放战争时期曾遭敌人破坏，1983年又遇地震损坏，1986年、2011年进行了维修，2013-2014年又投资2300万元进行改扩建。在鲁西南根据地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多安葬于此。建国后，又陆续接纳了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及在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中牺牲的烈士，是山东省较早的烈士陵园之一。

　　鲁西南烈士陵园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这里是曹县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褒扬先烈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先烈的伟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鲁西南抗日烈士英雄纪念塔，高14.8米。塔身黄瓦丹柱，四角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是陵园内最高的纪念建筑物。塔内碑身高约3.9米，正面雕刻有“鲁西南抗日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碑身背面为碑文，详细记述了在“9.27”反扫荡中捐躯英雄的事迹。“9.27”反扫荡、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和平建设时期的600余名为国捐躯烈士长眠于此。著名烈士有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副司令员周柱安、冀鲁豫第三专署专员刘齐滨、二十二专署专员袁复荣、民一团政委魏明伦、团长桑玉山、处主任何楚雄等。

　　纪念馆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用现代的光感技术再现英雄们的战斗场面。长达155.8米的浮雕长廊图文并茂的讲述了日军侵略、王厂战役、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胜利等恢弘场面。

　　在战争年代，曹县是鲁西南根据地的核心区，而韩集红三村是鲁西南根据地策源地，素有“小延安”之称。在曹县这片热土上，有三个村庄：刘岗、曹楼、伊庄。日本侵略军曾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把这三村圈在一起，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故称“红三村”。

　　1943年10月6日，一千五百多名日伪军把“红三村”包围起来，对村民进行惨无人道的。一千多名村民被赶进冰冷的寨海子（寨海子，是村民防盗、防偷、防日寇，在村围子外挖的水塘。）并在四周架起机枪，寨海子变成了一个大水牢。日寇为逼村民说出谁是党、八路军还有军用物资的藏处用尽了酷刑，历经九天九夜共73名不屈的抗日军民被日寇残酷杀害。

　　当时，25岁的秦兴体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保管股股长。当知道日寇扫荡的消息后，他将边区货币、缝纫机、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就地掩埋妥当，却错过撤退时机，被抓进水牢里。在水牢里，为保护秦兴体，村民把他挡在人墙后，当日军威逼利诱让村民说出谁是党、八路军、军粮等物资放在哪里，村民宁死不出卖党。当日军准备将这些群众全部射杀在水壕里，危机时刻，秦兴体寄出村民保护圈，站着日寇面前大声说：“我是党，不要折磨乡亲们。”

　　为让秦兴体说出隐藏的军用物资，日寇施以酷刑，用皮鞭、用硫酸。最后秦兴体大声说：“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给死难的群众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秦兴体宁死保守机密，最后壮烈牺牲。

　　在峥嵘岁月中，三村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都始终对党忠诚，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秦兴体烈士的事迹作为党史教育、传统教育和历史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激励广大人民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奋发图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仵楼镇无名烈士墓位于仵楼行政村户场村南，黄河故道以北，埋葬着五十三位无名烈士，距今已六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八路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作为战略进攻的先锋队，负责从敌人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的中央突破，渡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

　　六月三十日黄昏，刘邓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天险，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刘邓大军渡河成功，南京政府惊恐万分，慌忙从豫北、苏北、皖西北调兵遣将，加上原来在鲁西南的七十师统一归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顽固抗战。鲁西南战役历时二十八天，歼敌五万六千余人。战役结束后，八路军部队稍加整编，开始南下。

　　大约农历六、七月间，八路军南下部队在商丘西北四公里处的王砦村与军交锋展开激战，有五十四位伤员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其中有三名女性。埋葬时他们仅仅用白布裹身，每座烈士墓前只有一块写着烈士的姓名、年龄、住址的木牌。解放后，大概在1951年春天，几个外地人来将东北角的一座坟墓起走，现在还剩下五十三座坟墓。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先烈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为他人谋幸福的高尚品德不应该被遗忘，他们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万古长青，他们的英雄事迹将彪炳史册，万古流芳，他们的英明将于日月同辉，于江河共存。

　　曹县邵庄镇王厂村东北方向一公里处，“王厂战斗遗址”石碑矗立在此。42年前，王厂战斗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战斗的主战场在2公里外的郑庄村。1943年9月28日，在郑庄村西南角一处长30多米、宽20多米的土墙围子里，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专署专员袁复荣率领一百余名战士，与围墙外的三千多名日伪军鏖战8个小时，最终百余名八路军将士壮烈牺牲。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邵庄镇郑庄村60岁的张新轩老人就开始为这些牺牲的无名烈士守墓，已30余年。当年，张新轩老人才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他见证了那场战斗的惨烈，心中充满了对八路军的无限崇敬。每年清明节，他都会悼念这些牺牲的烈士，为他们扫墓祭奠。

　　自从郑庄烈士陵园建好后，张新轩老人一直守护着这些牺牲的无名烈士们，把墓碑擦干净，把院子打扫的整洁如新，他说：“我只想让这些为我们牺牲的无名烈士有个家，让后人们了解历史，珍惜现在。”

　　现在已经不是张新轩老人一人在坚守，郑庄村14位老人陪着张新轩老人一起，每逢初一初六的下午都会聚集在这里打扫陵园，这个习惯现在已经坚持了十余年。

　　光阴浩浩，岁月悠悠。每一个向死而行的生命背后，都有一段不应被忘记的英勇故，每一个热烈燃烧的忠魂之中，都蕴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清明时节，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不忘历史！

　　他104岁离开了我们。听到马从一老人去逝的消息，菏泽市宗教局，曹县部等前往曹县普连集镇平王庄村为这位回族抗日英雄、菏泽抗日游队马从一送行。

　　幼年时代的马从一，因家庭贫困，十几岁跟别人学伊斯兰教《古兰经》，并取得了教职人员的资格。那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19岁的马从一放弃在北京学习的机会，回乡参加了抗日战争，在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安排下，在鲁西一带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相继参加了阳谷，封丘等战役，1947年，在攻打封丘战役中，肋部，肺部受重伤，伤好后马从一回到了家乡平王庄村。

　　任守钧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城里南大街一个贫困家庭，为家中长子。7岁入学，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谋生。为生计任守钧去山西孝义县老家投靠堂叔任希礼。在那黑暗的阶级社会中，他有钱有势的叔叔，对他不是以叔侄相待，而是把他当长工使用。沉重的劳动，饥寒的生活，无端的打骂，使他饱尝了阶级压迫之苦。

　　1925年3月，他便只身返回曹县。人和人为什么这样不平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何时能改变？任守钧开始思索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当时，曹县县党部为了收买人心，打着三义和卖阀的旗帜，开办了“党化教育训练班”。任守钧由于生活所迫，进了这个训练班。三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曹县青年会工作。

　　1928年2月，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攻克曹县城。任守钧联合一些有志青年，配合部队积极开展活动，在城内大街张贴标语，。

　　1929年下半年，县党部取消了青年会，任守钧又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讲演员。在这里，他结识了党员孔庆嘉。孔庆嘉给他讲“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等，他听得入了迷，多年思索的问题得到解答。同年冬，孔庆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党。入党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孔庆嘉等同志并肩战斗。他利用“讲演员”的合法身份，巧妙地把道理渗透在讲稿中，揭露新老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党的主张，启发民众觉悟，动员他们为解放而斗争。他的讲演通俗易懂，催人发醒，给人一种奋起向上的力量。

　　1930年上半年，白色恐怖笼罩着曹县大地，几个进步青年集资在曹县城里开办了一个曙光书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给人们带来了曙光。任守钧尽管家庭生活贫困，入不敷出，但也解囊资助曙光书店的创办。书店购销的书籍，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使他进一步获得了精神食粮，懂得了更多的道理。这一年，他和孔庆嘉还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会员阅读书刊和一些进步文艺作品。

　　有一次，在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时，有的会员认为孙中山先生三义中的“平均地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方略。任守钧反问：怎样才能达到“平均地权？”这一下把对方问住了，他接着申述自己的看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土豪劣绅，使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他深刻的回答，使大多数会员受到了启发。

　　1930年夏，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任守钧留在曹县城内，继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同时，与孔庆嘉江南JN体育登录入口、郑尔拙（济南高中学生，1926年10月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研究制订了发展武装，举行的计划。

　　1931年1月18日，曹县县党部，以开办曙光书店，进行“”宣传，组织农民武装等“罪名”，将任守钧、孔庆嘉逮捕入狱。敌人妄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搞清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计划，对他们动用各种酷刑。但他们坚贞不屈，只字未供。慑于威力，敌人于同年二月二日，又将任守钧、孔庆嘉押送到济南第一监狱。在狱中，任守钧再次发出誓言：“献身真理，早具决心，纵刀锯斧加颈项，此志不移！”虽又备受酷刑，仍坚不吐实。

　　1931年4月5日，山东省当局，用三辆卡车，将任守钧、孔庆嘉和原山东省委邓恩铭、刘谦初等二十二人载往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面对着敌人罪恶的枪口，大义凛然，神态从容，放声高唱《国际歌》，高呼“军阀”、“中国党万岁”等口号，在激昂悲壮的口号声中，年仅21岁的任守钧同志英勇就义。

　　在曹县青菏街道杨庄社区居住着这样一个退伍老兵，他曾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剿匪等大大小小战斗近百次，获得“渡江胜利”“解放西南胜利”“解放华中南”“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等多枚纪念章，2019年荣获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纪学海老人。

　　在2021年春光明媚的正午，笔者在曹县中医院拜访了住院疗养的纪学海老人。老人今年96岁，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几句寒暄过后，老人回忆起了过去那段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烽火岁月。

　　“记得那是1948年2月的一天上午，当时我正在家里打扫院子，突然就闯进来几个士兵，他们态度很凶，二话没说就把我抓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吴化文的部队途径我们村里抓壮丁补充兵员，那一年我23岁刚读完初小。跟随部队不久，我因看不惯爱抢老百姓东西的坏作风，就一直想着逃走。等部队行军到临沂时，我就趁一名军官让我独自值守时，迅速脱下军装，换上入伍前还没有丢的旧衣服一路北上，后遇到了解放军的部队，我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入伍当年秋天，我就参加了济南战役。战斗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攻克济南”的作战方针，经过8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10万余人。”

　　谈起这场战役，老人的眼神非常明亮，情绪激动，仿佛又沉浸在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位垂暮老人。

　　“济南战役取得胜利不久，我就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当时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军队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49年4月，我又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战役后，又随部队一路辗转，先后参加了“西南战役”和解放初期的四川武隆、巴山等数次剿匪战斗，一次次战斗都惊心动魄，终生难以忘记。其中，最难忘的是那场巴山剿匪战斗。”

　　“当时四川巴山的土匪和溃败下来的残兵纠合在一起，他们以幽深的岩洞为巢穴，昼伏草莽，夜出深林，经常打死干部、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烧杀抢掠等恶行难以计数，活动非常猖獗，当地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

　　“有一天夜晚，我所在的警卫营在山上的一座破庙里临时休整，突然被800多土匪围困。由于之前已与土匪打了两天两夜，官兵是又累又困又饿，那时有的战士坐着就能睡着，就连站岗的哨兵那天都睡着了，巧的是那天纪学海醒来小解，发现一小股土匪摸上山来，当时他就大声喊道：“土匪上山了！土匪上山了！”在营长的沉着指挥下，从夜里10点开始一直战斗到凌晨结束，终于以牺牲我方1名战士、毙敌50余人、俘虏70余人、其他溃逃的战绩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有一颗就从我眼皮底下飞了过去。营长说：他参加过红军，打了十几年仗，都没碰见过这么危险、激烈的战斗。”

　　“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可以说是在枪林弹雨中走来，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可一上了战场全都顾不上这些，只一心想着多消灭敌人夺取胜利。”

　　“现在，我每当看到当年珍藏的“渡江胜利”“解放西南胜利”“解放华中南”“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还有2018年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时，心情都格外沉重，因为这里面有着当年那段不寻常的记忆，有当年牺牲的战友...... ”

　　“1955年10月，我退伍返乡，和村里其他乡亲一样一直在田间地头劳动，一晃就是60多年。这中间，我从未向别人提到当年参战的经历，默默地把当年获得的荣誉藏在心里。即使生活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从未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亲眼目睹当年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而我则幸运地活了下来，跟牺牲的战友相比，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党和政府也未忘记我们这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身经百战的老兵，先后为我办理了“复员军人定补”“五保”等待遇。2019年3月，我患得了脑梗，因年龄偏大，恢复的不够好，双腿弯曲，不能直立行走。青菏街道党工委知道后，马上给我送来一台轮椅和生活用品，还专门到病房看望我，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想起自己当初被抓壮丁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生经历，至今让我终生难忘。你们年轻一代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中国党。只有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下，才会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清明时节，位于曹县郑庄街道孔道口村中的“先驱孔庆嘉烈士纪念碑”前鲜花簇拥。今年4月5日，是孔庆嘉烈士牺牲90周年的日子，我们走访了孔庆嘉烈士的孙子孔学军。

　　“我们家在当时家境比较好，有不少田地。爷爷在我们家里排行第七，他牺牲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的女儿是‘遗腹子’，现在东北定居。”孔学军说。

　　孔学军的父亲孔繁亮是孔庆嘉烈士的侄子，由孔庆嘉夫人抚养长大。孔学军说，他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的（孔学军从小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常常主动给他讲起孔庆嘉烈士的故事。

　　孔庆嘉，1906年出生，16岁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当时菏泽城内另一所南华中学思想较为进步。学校开办了一个“书刊介绍社”，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订购了进步书刊，本校和校外师生均可自由阅读。同时书社还负责给师生介绍、推荐和代为订购书报杂志。孔庆嘉常到那里去购买和借阅书籍，逐渐产生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月底，南华中学进步师生冲破当局的阻挠，在礼堂隆重召开了追悼列宁大会。孔庆嘉不顾学校的禁令，毅然到南华中学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会后，他与其他进步师生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讲解党的主张。这次追悼活动使孔庆嘉深受教育，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萌生了走苏俄道路的信念。

　　1925年，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青团员徐鹏翥和刘正甫到菏泽地区开展青运工作。孔庆嘉主动和他们取得联系，很快成为骨干力量，同时争取了几个要好的进步同学共同参加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孔庆嘉加入了中国主义青年团。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孔庆嘉、郑尔拙、丁培之等十余名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跟随徐鹏翥奔赴武汉。随后孔庆嘉进入武汉中央农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孔庆嘉进一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深入系统地学习研究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对中国的道路和中国农民问题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由于他学习刻苦努力，工作表现出色，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党。

　　“四一二”反后，结束学习的孔庆嘉被派往河南，在郑州一带开展农动。1927年6月，孔庆嘉被捕，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1929年7月6日，孔庆嘉在家人出钱营救下被保释出狱，立即回到家乡曹县，开展活动。和同样刚获释、从武汉返乡的党员曾广山建立了曹县支部，孔庆嘉任支部。他先是在曹县平民小学任教，后又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讲演员，利用讲演员这个合法身份，他深刻地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宣传真理，在曹县思想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孔庆嘉非常注意团结进步青年，培养青年骨干。他不断向青年们介绍进步书刊，讲述道理，引导他们关心社会、关注、关心国家大事，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引导他们走上道路。任守钧就是在1929年被他发展入党的。

　　曹县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创办了“曙光书店”。书店从上海运来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如《党宣言》《国家与》等。孔庆嘉认为，这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列主义的极好阵地，他大力资助，成为认股最多的股东之一。据孔学军讲述，孔庆嘉变卖了家里的土地，把钱投入在书店里，家里人只知道他在县城做生意，对于干什么一无所知。孔庆嘉一直对家人隐瞒着党人的身份，一方面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

　　他还和任守钧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定期召开座谈会，介绍自己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收获体会，探讨中国的道路。同时，在县城内的城隍庙，孔庆嘉还发起成立了小车工会，向穷苦车夫宣讲道理，动员他们团结起来，去打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自由和幸福。

　　孔庆嘉不但在宣传教育群众、引导青年进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利用多种隐蔽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

　　1930年，曹县在旧县衙前第一次放映无声电影，引起了轰动。孔庆嘉和任守钧将传单秘密带进了放映场地，趁电影换片灭灯的机会，将一叠叠传单迅速散传开来。还来不及阻止，大部分红色宣传品，已被走散的人们带至县城内的各个角落里了。

　　他们还在夜间四处张贴党标语，在人民群众间制造了党要进城的，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县党部的头目和豪绅地主如临大敌，四处搜捕“党”，但一无所获。

　　1930年，曹县组织在开封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孔庆嘉详细汇报了曹县工作的开展情况，地下党组织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自觉精神，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回到曹县后，孔庆嘉向其他几个党员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研究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和工作重点，决定兵分两路：任守钧留在城里，继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孔庆嘉和郑尔拙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农动。

　　在农村期间，孔庆嘉经常利用房东赵协雨的儿子赵小四把红色宣传品秘密送往城外，然后再由孔庆嘉本人拿到农村散发。他还通过袁玉钧多次从城南郑庄郑尔拙那里把秘密文件和红色书刊取回城内来。

　　孔庆嘉经常奔走在郑庄、孔道口和桃园集一带，在孔道口村秘密建立农民协会，接着又在桃园集等村庄建立了农民组织。农民组织建立起来后，孔庆嘉、任守钧、郑尔拙共同拟定了一套武装斗争方案。一方面组织农民建立武装，准备；另一方面深入到地方武装王喜太（王道平）等部做争取工作，以图和他们一起共举武装的大事。1930年12月下旬，孔庆嘉奔赴开封向党组织汇报了曹县开展农动的情况，并特别提请党组织对建立武装、举行的计划进行审查。党组织肯定了曹县开展农动所取得的成绩，批准了他们的斗争计划。

　　1931年1月18日，由于武装计划泄密，任守钧、孔庆嘉被捕，被关押在曹县监狱，随后被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孔庆嘉的活动，引起曹县党部极端仇视，他们多人次到南京、济南活动，要求必须将孔、任二人置于死地。

　　1931年4月5日凌晨，孔庆嘉、任守钧和原山东省委邓恩铭等共22人同时被杀害，史称“四五烈士”。

　　孔学军回忆，爷爷孔庆嘉被捕后，家里多方奔走，想方设法营救，最终都失败了。临行刑前，奶奶为了能给爷爷留个全尸，把家里的地基本上都卖了，换了800块银元，打通关系，最后才保住了孔庆嘉的全尸，把他从济南拉回曹县安葬。800块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奶奶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她说，她虽然不知道他是党，但她相信，他是在做正义的事业，这就够了。

　　1991年4月5日，曹县民政部门在孔道口村树立起孔庆嘉烈士纪念碑，石碑背面楷书阴刻孔庆嘉烈士简介，碑身四周刻花卉图案，碑额横刻“发扬传统，继承先烈遗志”12个大字。如今，这里成为曹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多人前往这里探寻先辈的足迹。抚今追昔，耳畔仿佛传来岁月的呐喊，志士们用青春热血和红色梦想铸就的历史丰碑，后世将永远铭记。

　　原名祁宝堂，别名明山。山东曹县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1931年春因家乡无法生活，随人到东北黑龙江省驼腰子金矿局当工人。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秋日本侵略者霸占金矿后加重对工人的压迫，他在挖矿时被砸成重伤得不到抚恤和治疗，决心奋起反抗。1933年春节秘密串连同乡购买，6月间击毙日军看护队，拉起抗日山林队“明山队”，任首领。此后率队在依兰、桦川一带活动，经常袭击日伪军。1934年3月率队参加土龙山农民大，击毙日军饭琢朝吾大佐。同年冬率队在方正县会见赵尚志率领的哈东支队，决心接受中国党的领导。1935年春加入中国党，在部队建立思想工作，配合东北人民军第三军作战。1936年夏所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任师长，以依兰、桦川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曾率部转战富锦地区，接连歼灭伪自卫团、区署武装。同年11月独立师扩编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任军长。率全军在同江、富锦、宝清、桦川一带打击日伪军。他抗日思想坚定，作战勇猛，人称“祁老虎”。1938年初去苏联，曾被苏联远东当局怀疑而被关押一年半。1939年7月回国，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不久参加部队攻打嘉荫县乌拉嘎金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有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国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的猛将。人称“祁老虎”的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1913 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州府曹县祁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由于生活所迫，1931年春，年仅18 岁的祁宝堂离开父母，跟随同乡来到东北，在佳木斯东南部的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当工人。

　　1932 年秋，驼腰子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从此矿工们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骂。矿坑里没有安全设备，一次坑顶崩塌，2 名矿工被砸死，祁宝堂等3 名矿工受重伤。祁宝堂的两脚被砸伤，不能行动。工人们要求矿主给受重伤的矿工治疗和抚恤，但守矿的日军却蛮横地说：“中国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工人们非常气愤，有的主张，有的要同矿主拼命。祁宝堂更是气炸了肺，但他觉得，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日伪军硬拼不是办法，只能白白送命。他劝说大家先忍耐一下，要从长计议，等伤好了再想办法对付日伪军。

　　祁宝堂伤好后，与平时要好的张仲祥、尤成禄、吕景芳、赵喜儒、孙继武、韩忠礼等6 名工友秘密串联，结拜成异姓兄弟，决心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斗争。他们把私藏起来的黄金末子集中到一。